报道发表于12月26日的《中国环境报》
深冬的北京，气温降至冰点。清早天不亮，头发花白的张志敏就下地采收蔬菜了。这位精通3门外语的农人曾是都市金领。15年前，她放弃都市生活，在北京市房山区拉扯起一家生态农庄，拒绝使用一切农药、化肥、抗生素进行种养。
几个小时后，张志敏家的蔬菜将被她摆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货台，犹带着少许微湿的泥土，没有塑料包装或其他品相上的美化。市集上的农副产品都走“接地气”的“颜值”路线，以天然、有机为卖点。这个市集是临时性的，每周二、六、日在不同商圈举办，每次持续四五个小时。市集规模也不大，仅有二三十个铺位，卖家以小农户为主。
种菜的和吃菜的面对面交易交流。信任，在这笔买卖里格外重要。农人们坚持生态种养，用良心培育有机产品，减轻农业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市集为产品品质做背书。消费者参与对农户的监督，并愿意支付高价购买自己认为放心的食品，即便它们并没有经过正规的有机认证。
▲天福园张志敏老师
令人咋舌的“白菜价”
你在为什么买单，味蕾还是生态环境？
头一回逛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东西贵”可能是第一印象。生栗子20元一斤，鲜鸡蛋2元~3元一个，买几根莴苣甚至要花100多元，远超其他菜市场菜价。
可奇就奇在，贵有贵的“粉丝”。一杯豆浆10元，要赶早才能喝到；一套煎饼果子25元，得排长队等；一盒草莓12个，卖100元，抢购还得下手快。买到的，连赞“好吃”“超值”；没赶上的，少不了懊恼：“下回还得早点来。”
▲集友在市集上开心地拿到了早早预定好的新鲜草莓。
“这儿的菜和超市里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拖着购物车的市民王阿姨是市集的常客，家里90%的菜都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采购。她笑着说，自己的嘴已经被这儿的菜养刁了，大脑管不了嘴：“没办法，味蕾会有记忆，没吃到就会一直惦记。”
消费者支付高价，犒劳的是自己的胃，也是种养者的劳动。因为不打药不施肥，又想让作物长得好，种养者的工作量自然得翻倍。
▲市集和食通社联合举办“劳动行”，带集友去溪青农场劳动体验。
比如一盒草莓卖到100元的王鑫。种植的每个步骤中，他都要严格记录和测量。每天一大早，他都要到棚里检查几千株草莓的生长情况。摘掉所有植株新长出来的匍匐茎，防止其消耗过多养分。然后进行日常管理，包括开风口、浇水、摘老叶、观察病虫害情况等。他给大棚通风降温也有讲究。平时会详细记录温度和光照时间，几点开始降温，几点能升到多少度，据此给大棚开风口。开一会儿还要再关上，不然降温太快。这些因时制宜的操作颇为繁琐，远不如打药省事，很多果农已不愿做。
卖栗子的王秀亮亦有同感。栗子秋季成熟，掉落树下。树下杂草又高又密，既影响捡栗子的速度，又容易造成捡拾不尽，平白损失了产量。所以，不少农户会在夏季栗子落地前向树下喷洒除草剂。可是这样一来，栗子的品质和土壤就会受到残留除草剂的影响。王秀亮和农户们约定，不许喷除草剂。每年栗子成熟前，他还要上山检查，打了药的，草疏叶黄，“一眼就能看出来。”
▲清净栗园熟透了自然掉落的板栗
“我们不仅生产了健康的食物，也保持了健康的生态。”对面摊位上的张志敏掏出平板电脑，向顾客展示着她的天福园生物多样性农庄。15年前，那里土壤贫瘠。长期的果树种植和除草剂使用，导致土壤退化。张志敏接手后，尝试通过生物多样性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环境，让它面对病虫害等外部威胁时可以做出自然的防御。在这座看似“荒野”的农庄里，茂密的野生灌木随处可见。昆虫甚至更多地停留在少有人为干预的野花、野草丛中，反倒让蔬菜幸免于难。野草滋养了昆虫的生命，农民不必见虫就杀。
所以，当被问到她的蔬菜为什么这么贵时，张志敏反驳：“其实我们价格还是低。我们在承担环境保护的成本，但它并没有体现在价格里。”
▲天福园经常接待孩子们。张志敏总是不厌其烦地领着孩子们在园子里逛，给他们讲述蕴藏在一草一木，一羊一牛里的大自然的秘密。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常天乐表示，“吃的东西不应该是污染地球的。保护环境是种责任，如果地球在我们手里搞砸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下一代人呢？”她希望消费者不单付钱买食物，更能思考食物生产与环境的关系。
在这个市集上，买家和卖家逐渐形成价值共识——共同关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农人们不为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消费者采购时自备购物车，连买豆浆都有人自带杯子，家里有富余的购物袋还会捐给卖家，以便循环使用。在此基础上，市集延伸出其他业务领域，比如环保手作、旧物维修等，倡导立体式的绿色生活。
未认证的“有机”产品
认证体系和小农户，究竟谁“抛弃”了谁？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活动始于2010年。常天乐回忆，早期的想法很简单，就想有个好平台，让从事有机生产的小农户有渠道卖菜，也让消费者放心买。
有机食品通常意味着健康、安全。但近年来，这个行业乱象频出。此前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至少有8批次国内有机食品和7批次进口有机食品登上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黑榜”。曾有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有机食品认证发证后，有的认证机构可能每年最多去企业检查一两次，而有些企业在幼苗期喷洒农药，检测时很难查出。
对自家农产品品质信心满满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农户们毫不讳言，他们的菜没有接受过有机认证，因为现行认证体系对小农生产“不合适”。
2011年至2014年，我国先后修订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新的有机产品认证、监管体系堪称“史上最严”。比如，认证程序更加严格规范，规定对产品所有生产季（茬）均需现场检查和对所有认证产品都要进行产品检测等。
然而，检测费不便宜。拥有认证资质的北京某认证中心在其官网上公布的收费标准显示，每个认证项目，农场需要支付申请费、注册费、年金共1万元，检查及审定费每人每日3000元，此外还有产品检测费、检查员差旅食宿费、后续检查费、取样费等。各家认证机构的收费标准略有不同，总体来看，每个项目收费低则1万多元，高则两万多元。
“我得卖多少栗子才能挣好几万？而且还要年年认证、年年交。”王秀亮说。
一个小农场，如果一年种20多种菜，即便它们都只长一茬，也要做20多项认证。成本之高，令小农户难以承受。
现行规定还明确，销售产品需使用销售证并建立“一品一码”追溯体系，以便对认证产品的产量与销售量进行汇总和核算。也就是说，黄瓜一根根卖和几根一袋地卖，需要的认证码数量不同。在生产阶段对收成和销售方式做出如此精准的推算，对小农户来说着实不易。
业内专家坦言，现行认证体系的制定初衷是好的，但的确更适合规模化生产的农场。
小农户们希望有更“亲小农”的认证方式。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正在实践的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就是解决方案之一。PGS由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提出并推广。它让消费者、市集组织者、生产者共同作为质量监督员。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为农户做背书，同时每月不定期组织农场拜访活动，邀请消费者、其他农户、技术专家、媒体共同参与监督。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组织消费者参观农场。
“在这个环境里，作假成本非常高。一旦作假，在这个圈子里就混不下去了。”常天乐介绍，几年前，就有一家农场被揪出了猫腻，被市集除名。当时，市集上的其他农户发现，这个摊位上的菜“看着不对劲”，种类太多，品相太好，冬天自然生长的西红柿怎么像夏天的那么红？市集因此组织了针对这家农场的突击式参观。果然，空农药袋子赫然散落在地里，农场员工承认近期打过农药。这家农场还从其他农场收购非有机种植的蔬菜，带到市集销售。
农户们积极参与监督，因为“他们不想有害群之马。”常天乐说，大家都在共同呵护着市集的信誉。
易受冲击的信任
只服务好老顾客，还是继续开拓新客源？
行业内的有机小农珍视信誉。面对面交易，更提高了买家对卖家的信任度。不过，发展瓶颈也初露端倪，市集上的老顾客比例正越来越高。2012年市集销售额达到高峰后，就有所回落，近些年保持稳定。
被问及是否会为此感到焦虑，常天乐抿嘴犹豫了几秒：“还好吧，为什么要不断地提高呢？稳定也可以是常态。”但她也期待着拓展客源。眼下希望加入市集的农户很多，可顾客不足，纵然摊位多了，菜还是卖不掉。“消费者数量上去了，才能服务更多小农。”
▲市集上农友在和支持多年的老集友亲切互动。
信任，让这里的老客户消费黏性更强。但信任，也是市集开拓新客源时最大的一道坎。不了解PGS和农人故事的新客户，本能地对这些未经认证的的有机产品存疑。市集顾客吕女士说，她的一位朋友就不信市集：“他只相信父母从老家寄来的农产品才是最安全放心的。”
社交媒体是市集线上输出理念、吸引新客的主阵地。早年，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微博上大量“圈粉”，后来微信强势崛起，市集的传播重心转向微信，但传播效果不如预期。
在线上，相似的有机农人故事并不少见。它们亦真亦假，勾起公众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冲击着公众的信任。比如，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的文章《那个叫“杨某”的女人，你在某某地方火了》。文中介绍，从小生活在大山里的杨某到大城市拼出了一番事业。有感于市面上蜂蜜质量不佳，她回乡经营土蜂蜜，找回儿时的味道。故事推高了产品线上销量。可收货后网友却大呼上当，直指其质量不佳。这款蜂蜜还被爆出没有食品安全相关证件，也没有工商注册，就连所谓的养蜂合作社地址都是假的。近日，事情再度出现反转，当事人杨某向媒体表示，多家蜂蜜微商利用她的故事打广告，其所售蜂蜜与她无关。
此事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这个打感情牌、搞故事包装营销的有机产品黄了，公众的信任被挫伤了。
这类事件是否会让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潜在客户变得“不敢信”？常天乐认为：“我们（规模）还太小，所以还影响不到我们。”但论及市集在微信平台上新客户拓展表现不佳的原因，她也有些拿不准，可能是微信的传播特性决定的，“也可能我们传播上有不到位的地方。”
有人当面评价常天乐，说她搞的是小乌托邦，成不了什么大事。“潜台词就是不现实嘛。”她笑道，农夫市集从目前的规模来看是小众的，“但我们关注的食物和环境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
打“擦边球”的市集
只能喘息于执法尺度宽严之间？
除了公众的信任，农户们还期待法律法规为他们留方寸空间。
2010年以来，有机市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20多座城市涌现。但有机小农另辟蹊径的PGS实践，走得并不容易。没有“有机”的“名分”，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打着政策“擦边球”。
我国《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及其标签上标注含有“有机”“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该产品为有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案。否则，将被地方认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为了规避风险，在绝大多数市集上，消费者只能在农户的口头介绍和一些市集的名称上找到“有机”的说法。
然而，一位北京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市集的广告中如使用“有机”字样，就必须证明它的真实性，若无法证明，可能构成虚假宣传。“那就看执法者执法尺度的宽严了。”
此外，这类市集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经营资质、场地性质等问题，还牵涉市场监督管理、城管、消防等多部门管辖，也存在打政策“擦边球”的问题。一旦有关部门找上门，市集和农户只能靠解释。“解释得通，就暂时安全。”从业者感慨。
一位学界专家向记者表示，希望国家法律和政策能够关照到PGS的参与方。即便它们未来三五十年都成不了主流，但它代表着农业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其将来在末端治污上下大力气，为什么现在不把功夫做在前端保护上呢？”
为了给自己正名，从业者从未放弃尝试。2017年底，包括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内的全国近20家农夫市集、生态农产品消费平台和公益组织等，联合成立了三叶草PGS学习网络。它们抱团取暖的目的之一，在于推动法律、政策的改变，使之更有利于小农户从事生态农业。“但是具体的（推动）路径不太好找。”常天乐说，毕竟，“法律修订是件多大的事情啊。”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