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应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太湖流域的电子产业消耗大量水资源，并产生铜、镍等金属排放，污染控制关系到千万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2013年，以绿色江南、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为主的五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谁在污染太湖流域？》调研报告，方应君等人经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发现太湖流域的数十家企业违规排污，重金属超标近200倍，产生的“牛奶河”使附近居民疾病高发。这份报告是方应君的绿色江南的第一个“重量级”调查，而此前，他并非一位专职的环保人士。 

　　方应君觉得，没有人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当生活面临环境危机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付出行动”。2007年1月，方应君一家搬进位于苏州的新房。“这是个新建的现代化小区，公共设施不错，绿地覆盖率也高，整体环境不错。”然而，4个月后，整个小区都开始弥漫着一股“来路不明的味道”。方应君说：“这个气味最浓烈的时候，小区里的所有人都会感到咽喉发痒、呼吸困难，当时我的儿子才几个月大，他经常在半夜被呛醒，我与邻居交谈后发现大家的感受都是相似的。” 

　　“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环境情况下，业主们自发地组成寻找污染源的队伍。这支队伍起初有10人左右，每天晚饭后，各自驾车出去寻找，半个月的追寻过程中，我们终于发现了疑似排放与我们在小区闻到一模一样的气味的企业。”此时，业主们开始向相关部门举报，而得到的回复是“该企业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指标达标，未超过工业排放标准”。在无法辨别其排放物质是否有害的情况下，方应君请教了相关专家与律师，得到的答复是这家企业的排放已经给一部分公众造成了生活的影响和身体的不适，“这家企业的排放肯定是有问题的”。此后，方应君和业主们经过数次与相关部门反映，和污染企业理性的抗争，最终把企业和监管部门拉到谈判桌前。 

　　2012年末，相关部门责令涉及污染企业的车间搬迁，“周边的住宅区才恢复到正常的生态中”。方应君在4年的维权中，经历了无数次谈判与环境诉求，然而，当时的很多业主并没有坚持下来，而是不堪忍受“遥遥无期”的过程，选择搬离自己的家园。他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这也令我惋惜，我始终认为搬离的不应该是居民，或许是因为太多的‘无果’，很多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面对环境问题。” 

　　在维权彻底结束前，方应君“始终无法解决这块心病”，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环境监督，让公众知情并且参与出一份力。2011年下半年，也是4年维权的最后关键的一年，方应君成立了“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他说：“在没有一分钱的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我与爱人达成共识，‘挪用’准备换车的20多万元来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的工作开展提供启动资金。”方应君觉得，苏州地区的工业很密集，其中的污染企业不乏有国际大品牌的供应链，“如何让这些知名品牌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到合法排放、清洁生产，我认为，推动公众参与监督这些污染企业尤其重要”。 

　　此时，方应君已经放弃了原先的管理工作，踏上了一条艰难且陌生的环保道路。屡见不鲜的污染报道让他感到迫切，于是，“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成了绿色江南的“第一使命”，方应君觉得绿色江南会成为政府部门的第三只眼。绿色江南成立最初的日子里，机构只有三个专职人员，在SEE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创绿家”项目，此时，方应君已经开始学会收集环境数据，作为监督依据，这个数据也成为方应君眼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 

　　2013年8月1日，绿色江南等五家环保组织在北京举行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新闻媒体发布会。此前，为了获得更多证据，方应君先后22次前往娄下河排污现场，了解企业，以及当地居民的健康问题，他也曾对企业排污泵站的工作人员进行过暗访，最终发现了隐藏在河底的排污管道。“排污口相当巨大，按每次半小时排放量，每秒是3.2立方米，经过估算，这个泵站每天的排放量是5760立方米，一年有超过200万立方米的不合格废水排放到皇仓泾河里面，这些污水最终都排到哪里了呢？最后就通过吴淞江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这些河床的污染指数最终会像一个矿厂，我们在现场取样的检测结果显示，底泥中的铜含量高达2.16万毫克/公斤，镍含量高达797毫克/公斤，分别超出NOAA泥沙质量标准ERM限值80倍和15倍。”方应君说，“从现场调研的情况来看，废水废气污染可谓是触目惊心，生活在工厂周边的居民深受其害但又无处可藏。” 

　　方应君回忆道，此次报告中提到的富士康昆山厂区和鼎鑫电子表现得非常积极。“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回应，8月3日富士康第一时间与绿色江南取得联系，并在4日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对话。我们对富士康的表现印象特别深刻，富士康代表表示昆山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不推脱，希望我们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做出整改，对过去犯的错误进行改正。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其改正行动有待于观察。就在12月份，富士康邀请我们对昆山厂区进行第三方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整改的速度出乎我的意料。工厂代表说，此次整改富士康拿出了1000多万元，还明确表示他们将出资1个多亿对厂区的河流底泥进行无害化修复，修复工作将在2014年底完成。报告当中所提到的另一家鼎鑫电子也在品牌的推动下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第二次现场复审中也同样惊讶地发现，鼎鑫电子花费数百万元，通过一个月的整改将污染修正。” 

　　“长期以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已经进一步显现，一些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供需失衡、成本上涨、严重依赖环境资源，我们不难看出现在许多污染企业都是当初粗放式经济发展的遗留产物。”方应君说，《太湖》报告中仍旧有一家手机企业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种沉默令人无奈，当然，在此前，民众对于污染的漠视也一度让人感到失望，环保组织实际上能够带来这些转变，让公众不止停留在麻木和抱怨，更要促使行动。在很多国家，环保组织和品牌、企业都处于共存的局面中，一方面他是企业工厂的监督者，另一方面它也能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提供帮助和建议，而这种模式并非只是法律效应的体现。” 

　　2014年初，方应君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数据”。通过与国内IPE等多家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太湖》报告直接推动了几个大品牌的社会环境责任的直接转变，企业陆续出资上亿元改善太湖环境。 

　　方应君始终坚信，有行动就会带来改变，有行动就会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近年来，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报道屡见不鲜，它直接成为社会的公害，最令人心痛的是我们的众多流域遭到污染，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1.1亿居民住宅周边1公里内有排污企业，大范围城市居民每年很长时间生活在严重雾霾天气中。”在方应君看来，每一次的污染事件的报道，对公众来说都是一次内心的触碰，“中国开始进入了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要改变现状需要勇气来坚持，正如我如履薄冰地做好保护环境工作。”

本文转自“读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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