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第一次全球国家公园大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上，弗尼吉亚大学的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呼吁设立“不受干扰的海洋区域”。

 

他义愤填膺地指出：人类正在快速消耗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开发海岸区域；如果保护人士和生物学家不把地球看做整体，那么谁会呢？如果保护人士和生物学家不呼吁设立海洋保护地、推动海洋保护立法，还能指望谁呢？

 

自此，建立海洋保护地的大幕徐徐拉开。在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上，多个国家决议设立海洋保护地网络，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渔业捕捞已经造成全球鱼类资源巨减。过度捕捞甚至导致多种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破坏海洋栖息地。科学家强调，设立海洋保护地是应对海洋环境恶化的最好方式。

 

200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推动下，各国政府达成首个海洋保护共识：到2012年，至少10%的海岸及海洋区域得到保护。不过截至2010年，海洋保护地总面积仍低于2%， 于是公约将实现期限推后至2020年。

 

根据联合国保护地球数据库的最新数据，1985年全球约有430个海洋保护地，如今已超过15600个，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海洋总面积的7%。

 

图1.由于非法捕捞，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内灰鳍礁鲨数量下降。

Photo by AlbertKok/Wikimedia Commons.

海洋保护地真的有效吗？

 

从始至终, 设立海洋保护地都是为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海洋保护地是保护海洋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有效工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海洋生态学家格雷厄姆•埃德加（Graham Edgar）说，“也是最有效的。”

 

但随着时间推进，其内涵不断革新。海洋保护地可用于恢复鱼类资源，或者维持保护地外的渔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海洋保护地的定义是：“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或渔业管理目标而实施比周边区域更严格保护的海洋地理区域。”

 

通过禁渔促进鱼类资源恢复，乍看简单明了，但不能让所有人信服。

 

反对者认为，海洋保护地只限制了一种活动——合法捕捞。而其他众多威胁没有得到有效应对，如气候变暖、海洋酸化、石油倾泻、塑料污染、农业废物污染，以及非法捕鱼。以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大堡礁国家公园为例：大堡礁是举世公认保护最好最成功的海洋公园，然而过去两年来珊瑚礁因为水温上升，出现严重的白化和死亡。

 

雷•希尔邦（RayHilborn ）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和渔业科学家。他认为，海洋保护地并没有减少渔业捕捞，只是把捕捞压力转移到了其他区域。海洋保护地内情况的确改善了，但是保护地外的捕捞情况日益严重。他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管理合法捕捞。

 

多位科学家也非常担忧设立海洋保护地对职业渔民的影响。保护学者和政府正努力调查海洋保护地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并尝试改善生活水平，至少避免恶化。

 

各国创建海洋保护地的热情高涨，尤其是大型海洋保护地。初衷可能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或者是为了达到国际社会设定的保护目标。然而，关于海洋保护地有效性的激烈辩论从未停止。

 

海洋保护地真的能保护海洋生物和栖息地吗？真的能改善渔业、提高渔民福祉吗？

 

图2.夏威夷的珊瑚礁生态系保留区全球最大的保护地之一。Map by US NOAA.

 

现有哪些相关研究？

 

关于海洋保护地的调查研究浩如烟海。本文通过文献调查和专家访谈，试图展示海洋保护地的特定环境效益、社会和经济效益，并且评估保护地与非保护地、设立保护地前后的差异。评估并非面面俱到，仅选择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我们抽取了42份同行评议论文进行分析：在谷歌学术网站搜索相关文献，在点击量排名前一千的文献中选择了39份，咨询专家后补充了3份。我们还与七名海洋专家深入交流，进一步弥补我们对大趋势的认知和信息空白。

 

分析发现，关于海洋保护地的研究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存在信息空缺。

 

海洋保护地在创立之初就缺乏清晰的目标。是为了保护特定物种，还是提高周边的渔业生产？或者是吸引游客？加州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本杰明•哈尔彭（Benjamin Halpern）认为，没有海洋保护地能够、或者应该实现所有潜在目标。缺乏清晰目标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增加海洋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的难度，也无法实现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期望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渔业和人类福祉都有益。

 

由于很难收集保护地建立之前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判断开展保护之后的变化就非常困难。而且，很多研究检查的是一个季度或者一年的变化，局限于某个地点，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生态效益也很难衡量。我们没有足够的长时间序列数据来衡量生态效益的实现速度和持续时间。”哈尔彭说，“通过长时间的监测评估，才能深入理解海洋保护地内外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原因。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某个时间点。”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研究没有设置对照区域。对照区域是指除了没有保护外、环境与保护地基本一样的区域。

 

没有基线数据、缺乏长期信息、未设置对照，这些因素导致难以甄别海洋保护地的作用：鱼类种群变化是因为海洋保护地，还是海洋中的其它因素、捕捞压力或者地理位置导致的？

 

“建立海洋保护地时，没有充分考虑监测评估，”大卫•吉尔（David Gill）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是保护国际（CI）的科学家。他说：“理想的情况是，在海洋保护地成立前，就调查保护地和对照区域；保护地成立后，长期监测保护地和对照区域的一系列指标。对比分析两地的差异，才能说明海洋保护地的贡献。”但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设置并监测对照区域尚无先例，因此也没有经验可鉴。印尼鸟头海域正尝试一项监测计划，阿马蒂亚的团队一直在调查12个多重用途海洋保护地的状况。“在陆地上，你可以利用多种环境指标和社会标准来判断对照区域是否理想。但在水下，只能靠猜了。”阿马蒂亚说，“有的对照区域珊瑚礁不理想，有的监测一段时间后珊瑚礁就死了。有时候两三天也找不到任何一块完整的珊瑚礁。只能边做边总结。如果能找到足够的对照区，结果就会非常好。”

 

不过系统性的分析评价越来越多，我们检索的论文中就有10篇。这些论文提炼并解释了跟海洋保护地相关的更广泛变化趋势。

 

图3.一位潜水员开展鱼类调查. Photo by Greg McFall, NOAA.

 

能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吗？

 

设置禁渔区或禁止利用区，尤其是建立海洋保护地，目的是恢复海洋物种种群。那么，海洋保护地是否有助于物种恢复？大量研究关注该问题，质量却参差不齐。很多研究设计不严谨，难以确定变化能归功于海洋保护地。

 

在我们收集的42篇论文中，研究环境效益的有29篇。其中19篇是案例报告和简单的内外对比，没有考虑其他潜在因素。只有3篇相对严格地设计了研究方法，考虑了一系列其他可能性。剩余7篇是综述性论文。

 

综合来看，大多数研究认为海洋保护地对海洋生物有益。

 

2003年，加州大学的哈尔彭在一份综述中整合了89份研究的调查数据。他发现，保护地内鱼类的种群密度、生物量、多样性、体型大小普遍高于保护地外的鱼类。哈尔彭进一步分析17份含有保护区建立前信息的论文，发现在保护区建立后的一到三年之内，鱼群密度和生物量皆有增长。他还发现，保护地对不同物种的影响不一样。保护地对增长迅速、寿命较短的物种（例如扇贝）产生影响快，而对增长缓慢、寿命较长的物种（例如鳕鱼）则成效缓慢。对捕捞严重的物种来说，保护地的影响立竿见影类，因为设立保护地就会立刻禁止捕捞活动。

 

2017年，乔治梅森大学的吉尔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比较了218个海洋保护地和匹配的对照区域。吉尔发现，保护地内鱼类生物量比对照区域平均高1.6倍。不过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对照区域，该团队放弃了约四分之一数据。但正因如此，研究结果更加令人信服。

 

总之，不少证据显示，海洋保护地能够造福海洋物种，尤其是曾经遭受生存威胁的物种。

 

不过一些最近的研究发现，仅仅建立海洋保护地是不够的，正确地建立保护区才能起作用。

 

图4.过度捕捞严重威胁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这条身陷渔网的金枪鱼，重达270公斤.

 Photo by Danilo Cedrone/FAO (Public Domain).

 

2014年，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埃德加（Edgar）检查了87个海洋保护地的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训练有素的休闲潜水者收集的。埃德加发现，超过一半的保护地与周边允许捕鱼的区域相比，鱼类生物量相差无几。换言之，这些海洋保护地全部“名不副实”，不能够达到生物保护的目的。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这一发现令人担忧。大多数人误以为建立海洋保护地就实现了保护目标。事实上，海洋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微乎其微。

 

埃德加认为，他研究的87个保护地中，只有10%是有效的。证据是这些保护地还有很多大型鱼类，比如鲨鱼。这类保护地的共同之处是：设有禁渔区；管理能力强；建立时间超过十年；海域广阔；与捕捞海域有隔离。此外，吉尔发现，工作人员充足而高效的保护地，要比人员不足的保护地状况好近三倍。

 

“简单来说，海洋保护地或者保护地网络的面积足够大，不受无法控制的干扰影响（例如来自于陆地的河流污染），并且管理有效，那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就不可小觑。”哈尔彭说。

 

然而，我们对海洋保护地生态效益的理解偏向于特定区域和物种，亚历克斯•卡文（Alex Caveen ）说。亚历克斯是《海洋保护地的争议：当科学遇到政策》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回顾了1990 到2010年间的海洋保护地文献。比如，大量研究倾向于鱼类，尤其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鱼类。科学家更关注珊瑚礁类栖息地，而对红树林和海藻床等关注较少。

 

海洋保护地种类不同，均实行严格保护，但截止2016年，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的1.23%。“很多即将成立的海洋保护地开始允许捕鱼和其他活动。”本说，“这类保护地到底能多大程度地保护海洋生物，还是未知数。”

能造福渔民吗？

 

海洋保护地的支持者声称，保护地对渔业和滨海社区有积极影响，能提高生活质量和话语权，增加工作机遇。批评者则认为，海洋保护地限制了当地百姓进入捕鱼区，加重了贫穷，激化了当地社区和公园管理人员以及游客之间的矛盾。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虽然主观，但能反映人们对海洋保护地的认识，因此非常重要。”本说。

 

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中，研究者采访了泰国4个海洋保护地附近的民众。有些人觉得捕鱼和贝壳收集的收入下降了，其他人感觉没什么变化。要么是保护地内设置了小型捕鱼区，要么保护地没有严格管理。另一篇研究提到，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海洋保护地附近的居民普遍不满意保护公园的运作和管理机制。旅游业和其他工作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公，居民感到被边缘化了。

 

也有少部分研究揭示了海洋保护地的积极影响。2010年发表的一篇综述中分析了21份研究报告，发现职业渔民认为海洋保护地改善了食品安全。2013年的案例报告发现，英国某海洋保护地周边的居民普遍认可保护地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在我们收集的论文中，没有对比海洋保护地附近社区和对照区域社区的严谨研究。

 

吉尔也赞同，严谨研究屈指可数。201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探讨了印尼苏拉威西海洋保护地的社会影响。1997至2002年间，保护地周边社区对对照水域的社区有更多的替代生计，但保护地周边社区没感觉生活更好。然而，2002年后，保护地不再支持替代生计，周边社区却感觉生活更好了。

 

专家认为，我们需要更多严谨的研究，了解海洋保护地不同时期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帮助主管单位更好地建立和管理海洋保护地。“如果要继续建立海洋保护地，最好能兼顾公平，避免对贫困群体造成不良影响。”吉尔说。

 

图5. 墨西哥阿卡波克的渔民。

 Photo by Tomas Castelazo, www.tomascastelazo.com / Wikimedia Commons.

 

对渔业有益吗？

 

理论上，海洋保护地可以保护遭到过度捕捞的鱼类不受干扰地生长，产下更多后代，尤其是完全或大部分禁止捕捞的海洋保护地。鱼类的后代会游到相邻渔业区，提高渔民的捕获量。前面提到，海洋保护地对于保护遭到过度捕捞的鱼类物种非常有效。

 

但是，保护地内鱼群更多更大，保护地外的渔获量就会增加吗吗？在我们收集的论文中，6篇探讨了这种 “溢出效应”，其中包括2016年发表的综述。

 

该综述总结了85篇论文，80%的研究都证明了溢出效应。但是作者也警告，其余20%的研究的重要性可能被低估了。在生态学研究中，积极结果更受青睐，有关海洋保护地的研究更是如此。

 

那么，考虑到海洋保护地对渔业的限制，即便存在溢出效应，渔民净收益能否提高呢？

 

我们只找到一篇针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这篇文章发表于2001年，发现加勒比岛屿圣卢西亚岛海洋保护地建立三年内，保护地内外的五种重要经济鱼类都增多了；根据捕捞工具的不同，渔获量也增加了46%至90%不等。

 

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关于海洋保护地如何影响渔业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并不严谨，研究结论也比较含糊。

 

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南非苟卡玛海洋保护地附近的渔民表示，自1990年保护地成立后，经济鱼类罗马鲷的捕获量几乎稳步上升。地中海的研究也表明，海洋保护地附近鱼类的捕捞量逐年增加。

 

然而，2000年的一篇研究发现，肯尼亚地区建立禁止捕鱼的海洋保护地之后，的确有溢出效应，但是由于保护地占了一半原有渔业区，渔业产量未见增加。澳大利亚大堡礁也设置了禁止捕鱼区，管理局未能实现渔业增产的承诺。

 

上述案例中，发现积极影响的海洋保护地大多面积稍小（仅占原有渔业区的一小部分），或者鱼类资源曾遭到严重的过度捕捞。

 

希尔邦认为，海洋保护地对渔业的效益因地而异，有时候传统管理方法效果更好，比如季节性禁渔或者管控捕捞设备。

 

“在发达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地区，传统渔业管理非常有效。”哈尔彭说，“在发展中国家和高度多样化的渔业区域，比如热带地区的珊瑚礁渔业区，传统渔业管理效果不理想，建立海洋保护地更有效。不过也有不少反例和其他问题，总之，因地制宜很重要。”

 

因此，要利用海洋保护地推进可持续渔业的话，必须同时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哈尔彭说。“首先要确定目标，确定备选方案，然后科学评估。某些情况下，海洋保护地是最佳选择，有些情况下不是。”

 

图6. 一位老挝渔民。 Photo by Rhett A. Butler/Mongabay.

结论

 

文献分析表明，海洋保护地有助于恢复海洋生物，尤其是受到严重捕捞的物种——专家也普遍赞同。不过，仍需要更严谨的研究，填补知识空白，尤其是正对海洋栖息地和非经济物种的研究。

 

关于海洋保护地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福祉，研究仍非常贫乏。我们所收集的文献结论冗杂，不能确证海洋保护地的成效。

 

关于海洋保护地如何影响渔业的严谨研究，同样屈指可数。相关证据混淆不清，因地而异。海洋生物学家告诫道，在研究不足的情况下，不要妄下保护地有利于渔业增产的结论。

 

“总体而言，我对目前针对海洋保护地生态效益的研究颇为满意。有必要继续研究保护措施随着时间推进，能产生哪些最终影响。”本说，“但需要特别重视海洋保护地对滨海社区居民的影响。”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PlateauWild”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v0X8aIjh85OkaUll9-r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