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河流守望者”是好公益平台上的一款优质公益产品，针对河流污染和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力图降低公众参与河流保护的门槛，支持本地人参与本地河流保护。
2017年4月，“河流守望者”带着积累数年的完善的项目模式和工具包，从湖南长沙起步，开始了全国化和规模化的探索历程。然而，残酷的实践结果却给原本信心十足的团队浇了一瓢凉水——此前的很多想法都被颠覆，一开始立足于“项目模式输出与落地-工具研发与复制”的规模化道路被证明此路不通。问题出在哪里？规模化复制的到底是什么？团队开始反思，最终得出结论：只有“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才是河流守望者在各地生根发芽的硬核，也就是说，真正要复制的不是具体的模式和工具，而是项目的使命——支持当地人长期可持续地参与河流保护。
想清楚了这个根本问题，团队开始进一步思考，对于复制“使命”而言，复制方和被复制方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应该如何实现使命的复制？两年的时间转瞬即过，而通过旧有方式仅仅发展了不到2000名河流守望者，与发展100万名的目标，还有巨大而遥远的鸿沟，保护河流的议题还远远没有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痛定思痛，2018年，团队首次提出“公众化”和“互联网化”的路径，希望去做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公益组织，用普通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创造普通人能够参与的机会，让人人都可以参与河流保护。
本文为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负责人唐贺在项目规模化探索两周年的回顾。前方仍是充满未知和艰辛的路，但河流守望者团队已经做好了探险的准备。让我们把庆祝留给未来。
两年前的今天，对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而言，是真正变革的开始。
2017年4月8日，我们宣布发起成立河流守望者发展中心，从那一刻起，由绿色潇湘发起、在湖南深耕六年的这样一个、扎根本土的河流保护志愿者网络，真正迎来了自己从湖南走向全国的机遇。当时不论在湖南探索出的模式是否成熟，也不论对全国拓展的方向是否清晰——不论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都已无回头之路。
战战兢兢也好，雄心勃勃也罢，在内外界各种矛盾心态的冲击之下，我们提出了三年发展100万河流守望者这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目标——而在那之前，河流守望者在湖南六年的拓展也才刚刚突破500人。虽然基于全国视野，我们转变思路，从注重核心行动者到强调普通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提出“人人都是河流守望者”的概念，但500与100万之间的鸿沟，让我们深刻感觉到所面临的压力之巨大。
01。
共建伙伴的规模化复制
我们发现：复制是个伪命题
在当时，规模化复制这样的概念，已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即便对于公益领域，也不算是新鲜词汇，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模式”这样的字眼，早在几年前就在商业思维浸入下被行业所熟悉，似乎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在讨论如何通过模式的复制，实现影响力的规模化。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联想，这是不是实现目标的最快及最优路径？——在缺乏经验和创新的阶段，这种选择或许值得一试，只是所有的尝试都有必须付的成本与代价。
两年前，我们似乎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寻找共建伙伴-模式输出与落地-工具研发与复制”的这条路径。有前面六年的摸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行动网络，有自己的方法论，有基本成型的模式，且已逐步梳理成文，同时有鲜活的案例和故事支撑，配套还有不少自主研发的标准化产品/工具包，似乎只要能在各地找到合适的组织，找到愿意在当地同样发展河流保护志愿者网络的枢纽机构，通过直接复制，行动网络就能在全国遍地开花了！加上启动初期，第一次共建伙伴的招募就吸引了全国超过50家在地组织参与，远远超出预期，让我们过于乐观的以为，在地需求这么大，只要把模式好好输出，产品好好配送，实现河流守望者数量的指数级增长简直指日可待。
然而，两年的共建结果给我们当时过于充足的信心劈头盖脸的浇了瓢冷水。截至到2018年底，我们在全国发展的河流守望者人数不足2000，也就是说，时间已经快走掉三分之二，而目标仅完成千分之一。这个鲜明的数据对比足以说明，我们选择的路径一定出了问题。
我们在谈“规模化复制”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
首先，站在规模化解决问题的视角，我们真正想要“复制”的到底是什么？
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从根本上当然是要解决河流的环境问题，从搭建湘江守望者网络开始，这就是不能动摇的出发点。在全国的开拓，无非就是想把这一套问题解决方案复制落地到各个地方，以回应各流域的环境问题。只是，一谈复制，我们很容易把它与可视化、标准化、颗粒化、具象化的东西紧密相联，比如一本操作指南，一个工具包，一套视觉VI产品，一套课程，一套标准，一个空间，一个LOGO，一系列的PPT文档等等……然而，在解决河流环境问题层面，我们想要输出的、可复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河流守望者”这五个字的品牌吗？似乎在当初并没有这么大的张力，每个地方对于自己社群的称谓都有地方特色，大家也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约束自有品牌，发展到后来，我们自己也感觉基于“人人都是河流守望者”的理念，这个名字已不是输出的必须。
是如何在当地发展环保志愿者的动员策略吗？如何开一场宣讲会，如何发掘有效的招募渠道，如何组织一场年会，如何做实地的探访……或者，是如何一个一个跟进和解决具体环境问题的方式方法吗？如何发现和记录污染问题，如何举报，如何申请信息公开，如何开展实地调研、取样送检……再或者，是标准化的系列工具包吗？比如我们针对水源地的上游一公里、净滩百平米、水侦探盒子等已经迭代到可以“拎包入驻”程度的公众参与型活动工具？——我们最想要输出的、可直接复制的，就是这些吗？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在地伙伴发展出自己的志愿者社群或网络，针对所在区域独有的生态系统和流域特色，探索出多元的动员策略和问题解决路径。这其中，也许有对我们已有湖南模式的借鉴，但也有很多基于本地社区的创新，动员公众方式的创新，与政府互动模式的创新，实地行动工具的创新，解决一个个具体环境问题方法的创新，这些创新既接地气，又实际有效，让我们看到行动网络在各地自主生长的多元形态与活力，给我们很多欣喜，也激发我们更多的反思：似乎没有哪一个模块、哪一种方法被完整复制，但，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的硬核。不论各自选择的是什么策略和路径，我们所有的探索，都是为了找到能更好的支持本地人去解决本地河流问题的模式，围绕这样一个使命行进。
所以，我们想要“复制”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使命。在复杂的河流环境问题面前，没有哪个模式是可以真正规模化复制的，如果真的要规模化解决问题，就需要一个真正规模化了的、在各个流域都能落地生根的、由当地人组成的社群，长期的、持续的参与。这就需要每个地方，都有在地的组织或自发社区认可“支持本地人解决问题环境问题”的信念，并带着这种信念去发起行动，陪伴行动者的成长，一起组建和培育最适合本地的行动社群。
其次，在规模化复制的过程中，所谓的 “复制”和“被复制”方是否清楚这种“复制”对双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必须想清楚，否则，这很可能是个伪命题。
首先，我们假设了有很多人想要复制我们的模式。当然，在两年前这并不完全是假设，至少，我们在最开始收到了许多直接表达要复制这个模式的意愿和需求，这甚至曾是我们当时要走出去的动力来源之一，我们曾经非常理想化的以为，通过对自有模式的输出，或许能为整个行业赋能，让湖南模式在全国生根，我们和大家一起实现“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美好愿景。但，所谓的“复制”并不是简单的“Ctrl+C”-“Ctrl+V”，且不论这个复制的过程需要双方的不断磨合、碰撞与共同的摸索实践，复制早在启动之前，本身就存在很多前提条件。
至少，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对于输出方，规模化复制，你真的准备好了吗？第二，对于落地方，你真的想要复制吗？回头看这两年，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无法好好回答。
真正的规模化复制，不仅仅是提给可复制的产品的要求，更多是提给平台的要求，因为这里提到了“规模化”。那平台是什么？形象化一点，平台它至少得先是个台子，是需要搭建的，它不是一个管理中心，也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指挥部，所以不能只发信号，发指令，本身的基础设施要稳固，搭起来是要能撑得住上面的东西的。这两年，我们绕过的最弯的路，就是混淆了这两者的角色。
面对自己所选择的规模化复制的路径，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如何去支持共建伙伴将模式或方法具体落地，我们思考和准备得都太少，不同地域的不同需求，我们并没有针对性的支持策略，面对大家在各自流域落地过程中的困惑和难点，以往的经验也不足以支持我们快速研究出应对的方法，我们自己还在适应“走出去”的战略转型带给团队的调整，时间与精力尚且难以匹配目标的需求，更不用说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其他伙伴共进同行了。由此，近两年的共建结果可想而知。
而对于当初表达过共建意愿的所有伙伴，我们也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真的想复制吗？
对于一个模式的复制，可简单也可以复杂，但规模化复制本身是讲究效率和效能的。对于当初我们所梳理的这个模式，真正复制落地其实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都很高，它不是一个轻量的、产品化的复制逻辑，试想一个深扎本地的、有生命力的行动网络，它一定离不开持续的、深度的运营，从一开始它就注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甚至本身就不是一个适合规模化复制的东西。但不论它是否合适规模化，对于要复制它的伙伴而言，都必须清晰认知自己的需求和可投入的资源，大家真正想从中收获的是什么？真的要通过复制来实现吗？
02。
从1000到1000000的裂变
我们提出“公众化”与“互联网化”
最后，针对以上所有关于规模化复制的思考，我们要重新挑战自己的选择——“规模化”只能通过“复制”来实现吗？
这个反思有点颠覆我们从前的认知。因为，两年的探索终于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从前在湖南摸索实践出的模式虽然很有价值，但它也许并不适合进行规模化复制，甚至，它根本就很难被复制。看似这套模式由很多标准化的“套路”组建，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同时有更多充满温度的、情感的、行动力的、故事性的丰满细节做支撑，才让它真正具有深扎大地的力量。所以，如果想让这些我们多年摸索出的经验，在全国各地规模化解决河流问题层面，发挥更大的价值，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基于此，我们逼着自己对自己旧有的模式，团队，业务都发起挑战。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真的感觉，作为总是比其他行业反应迟钝和慢上好几拍的公益组织，更应该拥抱变化，自我革新。面对近两年的无果探索，我们必须寻求突破，真正实现思维的迭代，社群的跨界，和业务的新生。2018年的再一次战略转型中，我们提出“公众化”和“互联网化”的清晰路径，希望尝试去做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公益组织。这样的选择其实很冒险，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包括我们守望者，我们的捐赠人，甚至我们自己团队的伙伴，都有提出质疑与困惑的，但我们依然很坚定的要走这条路。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的行动坚持，我们发现，自己所做的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当提出发展100万河流守望者的目标时，我们觉得遥不可及，这是因为相对于过去几百人的参与规模，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但如果对照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公众参与量分析，100万则是太小了。我们去设定这样的目标，其实就是想逼自己面对这个残酷的现状——我们所做的公众参与还太弱，太弱，距离理想态，还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提出“公众化”和“互联网化”——就是要让自己真正到公众中去，说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创造公众可参与的场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多元链接，重建人与河流之间的关联，让人人都可以参与河流保护，在自主，平等，开放，共享的氛围中，实现河流保护行动的全面“上线”。
我们终于发现，面对河流环境保护这个议题，不论是行动者数量的规模化，还是影响力的规模化，都不是通过复制能够实现的。在互联网语境下，真正的规模化，是要通过裂变去实现的。更准确的说，我们应该通过公众参与的裂变，用户行为的裂变，去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的解决河流环境问题，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议题倡导的应有之义，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相信公众参与的价值所系。
而这里提及的“裂变”，就要从找到MVP（最小化可行产品）开始。把这个互联网词汇放回到公益语境，即面对任何一个普通的、有参与意愿的公众，我们都必须随时能回答TA关于“我可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做了有什么用？”这样的基础型问题，我们必须把用户思维带入到所有的工作场景，找到公众参与河流保护的最小化可行产品——历经两年的变革之痛，我们最有价值的反思和梳理便是确认了“巡河”这个河流保护的最小行动单元，并以此开发了第一个1.0版的MVP，接着便是持续而越来越快速的迭代。再接着，是团队，业务，模式追赶着的、剧烈的自我革命。巡河，只是一个开始。
是的，可触达的公众都会问，我可以做什么？哦，巡河。好的，那巡河完了呢？有什么用？我记录的这些数据你们用来干嘛？会去到哪里？谁会看到？谁会在意？你们还会做点什么吗？问题最后会被解决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正在尝试一一给出答案，我们在尝试借助这个不断迭代的MVP，画出河流环境问题解决的闭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站在两周年的今天，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两年前孕育出的这个新生命，还未真正走向独立，我们只能时刻保持警醒。虽然未来可期，但在真正实现规模化裂变之前，所有的突破都只是阶段性的突破，所有的革新都可以说是一场探险。
然而，在承受风险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天天都在探索新事物、学习新技能、发现新世界，这种新鲜的感知，这样充满活力与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状态，我们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未曾体验过了。我想，这便是探险带给人的最大的乐趣吧。
所以，至此，两周年的回望结束，把庆祝留给未来。
写在最后
变革的历程固然痛苦，但也是最好的自我验证与成长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感谢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我们转型的关键节点所给予的战略型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大胆的探索与试错；同时，也特别感恩这两年来所有与我们一路同行的共建伙伴，我们给予大家的支持不够，反而是各位伙伴陪伴着我们不断开拓与创新；更要感谢我们每一位河流守望者，不论我们如何拥抱变化，支持大家奋斗在一线始终是我们不变的出发点。
感恩大家，是大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不断的自我挑战与革新，过去与未来，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持续见证，愿能继续一路同行。
2019年4月8日 长沙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好公益平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loYhV02jgLLuXbr0vD8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