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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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清华大学李楯老师主编的《圆明园听证——政府与NGO合作的一次实践》，在书中，李楯老师多次引用2005年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财富》全球论坛上讲话，今天特地找来，读完全文有两点感叹：其一，潘岳当年掀起“环保风暴”其见地与魄力让人敬佩；其二，中国的环境、经济发展与体制问题，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考验！与大家分享潘岳此次讲话的实录。
（实录信息（来源：人民网）潘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http://env.people.com.cn/GB/1072/3401137.html）
（图片来源：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6054/142303/143154/8653410.html）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讲台上来谈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我要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赞誉过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更快速度的损耗为代价的。一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评价中国年度高利税企业的会议，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50多年来，中国人口由6亿增长到13亿，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比方讲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律与体制不得力……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很多人认为，中国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发展上去了，有了钱，回头再治理污染也不迟。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很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会交织在一起提前来到，我们那一点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然而，我们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拿我自己做例子。两年前我还在宏观经济部门研究经济发展。几年前，也是在一个类似今天的场合，我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全然没有意识到， “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厂”。这确实是我、以及大多数同僚们当时真实的思想状况。如今，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GDP的增长，各种发展规划都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而被制定出来，无数制造业也是在没上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
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正如胡锦涛主席前天晚上的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但正确的理念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框架，对那些大部分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初期的地区而言，很容易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
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今年3月份，在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主导下，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等十个省市已经开始了绿色ＧＤＰ的核算试点。
第二项工作是在浙江、四川、内蒙等三个省开始进行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试验。考核内容包括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污染排放强度、环境质量变化和公众满意程度。
第三项工作就是调整行政规划区域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即是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为此就有了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来平衡各方利益。
第四项工作，我们要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并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循环经济一方面可以循环利用废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生产链条的延长来增加就业机会。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在10—20年内仍以煤为主，我们现在可以大力开展煤的清洁使用技术，但长远来看，只有新能源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舍得花费最大成本去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并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政策，激励新能源走出实验室得以普及。在推广循环经济和新能源的过程中，政府也必须同时调动起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长久以来，环保投入一直由政府财政拨款。专家计算，环保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然而，中国的环保投入一直在GDP的0.5 %左右徘徊，直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中国的循环经济和新能源战略是仅凭政府财力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引入市场多元投资的机制。2004年，中国的环保产业的收入总额目前为2500亿人民币以上，2005年预计将达到3000亿，5年后有可能达到5000亿左右，这种发展速度，相信在座的各位商业精英会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在此，我们也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到中国循环经济改造和清洁能源开发上来。一些世界著名环保集团如法国威利雅水务、英国泰晤士水务等已经进入了中国环保市场。我们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带着你们的技术和资本，到中国的环保产业来投资。你们的这些努力，不仅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也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借鉴。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保障，来支持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如今，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为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合的恶性循环。目前，这些地区还有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可以说，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的不公加重着社会不公。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环境污染威胁的民众与知识分子们，正在以各种形式来寻求参与政府的环境决策。
如何对待公众的环保参与，政府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环境关涉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但和其它领域相比，它的政治风险较低，因此较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平的最好切入点。因此，我们需要设计一套更加开放透明、更能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环保参与机制。
一个月前，国家环保总局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完全公开的圆明园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从公布消息、征集与会人员以至听证本身，都是完全公开和遵照国际惯例进行的。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学者、市民和非政府组织都对相关部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都通过互联网和电视媒体的现场直播展现在几亿观众眼前。换到几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推进环境决策民主化进程，也为了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探索，今后对重大环境事务还要举办公开听证会。环保总局还在寻求通过立法程序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业务培训与行为规范，帮助他们更专业地参与环境事务。
我想我的发言时间可能已经到了。最后我想说，谁想在中国长久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明内涵。“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使中华民族延绵了几千年。近代一百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的传统工业文明，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有沉痛的教训。未来呢？中国未来的文明内涵是什么？正是可持续的、绿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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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清流笔记”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aCJM65FHuUoKhHNyg_M1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