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鱼塘清澈的水面倒映着四周的高楼大厦。（南方周末记者 卫佳铭/图）

地方政府的园林或林业部门负责管理维护的公园、湿地，保障其正常运转，这是大多数公众的印象。然而，在深圳，政府将红树林生态公园托管给了一家公益组织，这在中国尚属首例。

越过一丛丛低矮的红树林，走过蜿蜒的步道，一方清澈见底的湖水中，成群的鱼儿在轻盈地舞动身躯。五六只白鹭在水面上方低飞嬉戏，不远处一只苍鹭笔直地立在水中，纹丝不动，仿佛在等待远方的归客，难怪被赐予绰号，名曰：“老等”。

与这一幕自然图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这里是中国首个由政府规划建设、委托公益组织管理的城市生态公园——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以下简称“生态公园”）。

深圳红树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接手生态公园两年来，这里正逐步成为深圳市民参与生态保护、接受自然教育的新平台。

CBD旁的生态公园

红树林基金会副秘书长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1990年代起，因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被视作城市名片的红树林也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据介绍，目前深圳市真正保留下来的原生态红树林湿地只剩下始建于1984年10月、并在1988年5月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而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三百多公顷的土地上，红树林覆盖率仅占百分之三十。

而总占地面积约38公顷的红树林生态公园，最南端与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仅一线之隔，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公园原本也是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却在1990年代初因城市建设所需被划出保护区的红线范围。即便如此，生态公园（南区）仍然是联结香港和福田两个湿地廊道的重要桥梁。与此同时，以生态公园南区、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标识的整个深圳湾区域，还是国际候鸟迁徙中途的重要栖息地，每年有上千只来自西伯利亚等地的候鸟在此越冬。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生态公园建设前，由于未被划入红树林保护区边界，该区域除了南侧保有一片人工红树林之外，其余土地上聚集了三十多家商户和一百多处违法搭建。滩涂湿地在人为破坏的情况下失去了本来面貌和原有的生态功能，同时也对相邻的保护区内动植物造成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从小在深圳长大的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人员温家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前深圳本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北方飞来的）候鸟白天在深圳（湾）吃饭，晚上回香港睡觉。

2012年4月，为了恢复新洲河口滨海生态环境，同时给市民提供一个体验红树林湿地、认识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场所，深圳市政府决定建设红树林生态公园。“福田区城区中心原本可以用作建造楼房、休闲设施和商业建设，但是从长远来说，给子孙后代留一片绿色十分有必要。”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有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依照当时的规划，生态公园既是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带，同时作为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示范区和科普教育基地，还要适度满足市民生活休闲的需求。从立项开始，历时三年，公园于2015年10月基本完工。其间，福田区委区政府曾把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建设项目列为2014、2015年民生实事项目和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点工程。

简政放权的新尝试

2015年初，生态公园即将对外开放之际，如何实现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成为了建设者、管理者们需要思考的新议题。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前局长王勇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过去，公园管理一般是由政府牵头成立管理局。这种模式下，看似不起眼的公园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园林部、业务部、安全部等一应俱全，挤占了很多编制，还必须额外配备工作人员办公室，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既是制定规则的裁判员，同时也是运动员，出了问题如何监管？”在王勇军看来，进行市场化尝试是顺应发展趋势的不二选择。相比起交给企业（托管），公益组织的运作更加透明。正值讨论日趋热烈之际，红树林基金会走进了决策者们的视野。

“我们（基金会）的发起人大多是深圳本地和华南区域的企业家，他们关注环境，也渴望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回馈这座城市。”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2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成立。闫保华介绍，红树林基金会自打创立伊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有自然教育经验的团队，并邀请资深专家一同参与志愿者培训。从2013年1月起，基金会开始在深圳面向公众招募志愿者，率先在保护区内的部分区域开展公众自然教育。仅2014年，红树林基金会依托保护区共计开展了60场自然教育，参与人数达11000人。

2015年3月，红树林基金会又与深圳市人居委签署了试点协议，推动园博园、洪湖公园等自然学校的建设，并与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运营深圳湾公园的自然教育中心。通过多年努力，红树林基金会的专业能力获得了深圳市相关部门的认可，也为2015年底接手托管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打下了基础。

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公园尚未建成投入使用时，福田区政府主动与红树林基金会接触，希望建立“政府托管”的生态公园管理新机制。她认为，生态公园的挑战在于寻找专业团队进行自然科普教育，并维持公园内的生态环境提升。“这些需要专业团队去做，当时政府方面还考虑过是否需要几个符合条件的机构一起来提方案，但最后发现只有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闫保华说。

对此，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有关人士表示，深圳政府在与红树林基金会的合作中已经形成了信任关系，这是促成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础。最终，红树林基金会凭借专业的团队、合法的身份以及拥有一定声望的带头人一举拿下了生态公园的管理权。

把市民请进来

2015年12月28日，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式开园。在开园仪式上，红树林基金会与深圳市福田区环水局签订了为期长达六年的合作协议，正式开启保护地规划、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生境管理、栖息地恢复、外来入侵物种清理和自然科普教育等工作。

正式托管后，红树林基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植物学专家一道，对公园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的结果并不乐观，由于公园设计和建设之初，生态立园的理念尚未完全确立，园内所植大多是园林物种，符合湿地生态环境的本土物种占比很低。更糟糕的是，外来入侵物种也正在公园迅速蔓延，威胁着残存的湿地生境。

弄清楚“家底”之后，该如何破题？这一次，红树林基金会把目光投向了对岸的香港。“内地对保护区的传统理解就是把一个重要的地方围起来，避免人类活动发生，就是保护了。”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水的流动性，上述方式并不适用于湿地保护。

在红树林基金会的牵头下，包括深圳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在内的专家团一行来到香港米埔湿地保护区实地取经。参与者惊奇地发现，米埔湿地保护区不但没有封闭，每年冬季还组织市民观鸟，并每年为香港教育局提供400个学生团队的参观机会。对湿地的积极规划和管理及公众参与不仅没有加重破坏，反而让生态保护的理念走进了更多市民心里。

2016年3月，红树林基金会邀请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公园管理、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专家，以及福田区环水局工作人员一起商讨生态公园的战略规划。会议在达成“修复湿地生态”的共识之外，还成立了由管理部门、行业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专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评估以及标准和要求设定，对社会组织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技术指导、监督和评估。

托管两年来，生态公园的环境提升效果初步显现，同时让基金会工作人员感到欣喜的是，普通市民对红树林和湿地保护的了解程度亦有所提高。

每天都会在公园里巡园的李燊留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如果看到有人拿着园外的动物来园内放生，园里的市民游人也会主动上前阻止，并告诫他们不能打破湿地的生态平衡。

“这实际上是一个让人从‘我了解’到‘我关心’，最后到‘我愿意来行动’的过程。”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公众参与和自然科普教育方面，基金会借鉴了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做法，组织一系列让普通市民参与的各类活动，让公众意识到保护湿地的责任并自发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开展“种子教师”培训，尝试通过引导教师在中小学校引入自然科普课程，并吸引更多孩子有组织地来到生态公园接受自然科普教育。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鼎太小学教师伍莉就是“种子教师”中的一员。“城市孩子的成长基本和大自然隔离，缺乏对自然的亲密感”。伍莉觉得，跟大自然的关系是人生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她希望能在引入自然科普课程的基础上，为孩子们增加更多在大自然中的亲身体验经历。

据闫保华介绍，迄今为止基金会已经培训了近三百名志愿者，在周末时面向公众进行义务讲解。在自然教育中心举办的活动还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和社区居民参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认同生态保护的理念。已经通过培训考核的红树林志愿者、深圳市民王元敏说，每次为别人讲解完植物生长和动物迁徙知识，都会涌上一股幸福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与丈夫都不是深圳本地人，“我们一年四季来回奔波，与候鸟有很相似的地方。作为新深圳人，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当然要保护我们的家园，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重建候鸟家园

在全球9条重要的候鸟迁徙路线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一条恰好从深圳穿过，每年有上千候鸟来此越冬。

治理外来物种无疑是“重建候鸟家园”工作中最重要和艰难的一环。“外来入侵物种生长速度很快，尤其是先锋物种能够很快地抢占滩涂，阻挡海岸线，并且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闫保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生态公园南区，无瓣海桑和银合欢是两大主要的外来入侵物种。

王勇军介绍，1990年代初，为了应对红树林大面积消失，政府曾将人工繁殖和增加物种多样性作为国家课题，当时引进的十几种植物中就包括来自孟加拉国的无瓣海桑。王勇军说，起初由于无瓣海桑无法在深圳越冬，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经过对气候的逐年适应后，无瓣海桑开始大量生长。

南方周末记者在红树林生态公园南区看到，成片生长的无瓣海桑约有10米高，占据了南区约三分之一的湿地，而低矮的本地红树只能躲在它们的树荫下生长，形成鲜明的高度差。

在专家团队的建议下，红树林基金会每年会召集志愿者拔除公园生态修复区内的无瓣海桑幼苗，让大众在参与保护生态行动的同时接受自然科普教育。工作人员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成年的无瓣海桑，基金会也会及时出动专业力量进行治理。闫保华直言，在生态公园内，治理外来物种的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却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完成，“至少需要五年至六年，一来入侵面积较大，二来在滩涂上施工非常困难。”闫保华说，砍掉一棵成年无瓣海桑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后续还需要再对根茎进行覆泥，防止它再次生长。

在治理外来物种的同时，红树林基金会重新建立生态公园的物种多样性。据红树林基金会保育部门负责人、红树林生态公园园长助理李燊介绍，从2015年起，基金会对生态公园的物种数量进行了持续监测；同时，依据生态公园（南区）、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乃至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同为“深圳红树林湾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特性，2016年和2017年，红树林基金会还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支持下，针对候鸟的栖息需求和特点，对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几个基围鱼塘进行了部分改造。

李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4号鱼塘为例，该鱼塘总占地面积达11公顷；改造后，其中9公顷多的鱼塘被改造成形状各异、高低不同的小岛，好让不同腿长的候鸟栖息；四周再辅以深水道加快水体的交换；剩下的约2公顷则作为淡水塘。

据统计，从2015年到2016年，周边范围内的物种数量增加了二十余种，生物总数增长了约40至60倍。顶峰时期，4号鱼塘里面同时有六千多只候鸟栖息，占深圳湾整体候鸟数量的十分之一。

两年来，红树林基金会在生态公园的试点成效，也惠及了紧邻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借助红树林基金会的平台，保护区已培养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志愿者，并且开发设计了一系列课程，2016年举办的八十多场活动，一共吸引了三千多位市民参与学习红树林相关知识，与民间力量形成了优势互补。

“回头来看，社会组织的介入是非常合适的，在减少投入的同时，公园的运转变得高效了。”王勇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政府方面曾经组织过一次对生态公园的项目评估，根据他了解，生态公园的运行成本仅为相同规模由政府管理的公园的60%到70%，“社会组织可以把社会上很多力量都带动起来，让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兼顾公园的一些需要。”

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目前红树林生态公园运营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员工管理和物业部分由福田区政府埋单，生态提升部分则由红树林基金会负责。

对于这一次成功的合作，从深圳市政府部门也传来了积极的声音。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有关人士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市场化的合作模式是很好的一种尝试。在闫保华看来，政府与民间力量并不矛盾，她希望在未来这一模式能够继续发展，发挥出政府和公益组织各自所长。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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