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起来像澜沧江边村子里的一位大哥。”听到记者这样描述他，张伯驹笑了笑说，“那太好了！”

 

张伯驹是中国老牌环保机构自然之友的总干事，过去5年，在他的带领下，自然之友二次创业，做战略聚焦，将机构从单纯依赖项目的工作模式中解脱出来，还给公益行业贡献了一种母机构与公益创业团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做了十几年环保公益，张伯驹说他“没有倦怠感，一直做的都是新事”。这也源于他对生命的热爱，正如他的微博简介：更加热爱生命并愿意为它们的继续生存承担职责是人类天性中最真实的一部分。

“如履薄冰”

“一直都是如履薄冰。”回望5年自然之友总干事的职业生涯，张伯驹感慨道。

2013年夏天，即将从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的张伯驹决定继续环保公益。读硕士前，他在中国第一个民间会员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工作了6年。

 

当时，成立于1994年，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子梁从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等人发起的自然之友，在2004年8月至2013年7月间，更换了6任总干事，最短一任仅在职5个月。曾有几年，自然之友陷入项目里，战略一度模糊。

2013年8月5日，带着一份新的战略规划，29岁的张伯驹出任自然之友总干事。战略聚焦，是张伯驹上任后最重要的目标。磨合了一段时间后，自然之友确立了新的三个核心业务板块：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行动支持、环境教育。

 

对于当时的张伯驹而言，最难的是调整业务和关闭项目。一个例子是，资助方已经许诺给“社区垃圾分类”项目提供百万级资金，张伯驹还是砍掉了它。张伯驹认为这个项目并非战略规划中的核心业务，有可能“反而成为战略转型的反作用力”。当时，整个自然之友一年的筹资额不过三四百万元。

 

当时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等制度正处于很不健全的阶段，对于资助方普遍不看好的法律与政策倡导板块，张伯驹却力主推动，“这一定要做，中国环境法治的进步是一定的，需要有富有力量的推动者”。此前，自然之友参与了中国民间组织发起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战略调整带来的阵痛很快显现。2014年，由于砍掉一些非核心业务及资助机会，自然之友几近“断炊”，张伯驹曾计划，一旦机构净资产持续下降至临界值，他将向理事会如实汇报，如若一直无法有效扭转，会考虑引咎辞职。“这也是在考验我们能否将战略落实，坚定地为核心业务去筹款。”张伯驹说，“很幸运，随后自然之友得到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一系列公益伙伴的战略支持，让我们有了坚持推动战略聚焦的资源。”

 

为了解决战略层面的资金困境，做更广泛的大众倡导，筹资策略上，自然之友还变“批发”为“零售”，奋力开拓个人捐赠，包括月捐和遗产捐赠等，保持机构的独立性。“如果依赖项目筹款，战略发展会受制约；如果过多向企业募款，可能会影响公益诉讼原告等身份的独立性。”张伯驹担忧。同时，自然之友开始尝试自我造血，通过一些产品和服务的打造，为社会提供专业付费服务，如扮演“体育赛事/嘉年华零废弃供应商”的角色。

 

目前，自然之友的战略聚焦已经完成，新的发展模式也已日渐清晰，但张伯驹仍然“如履薄冰”，“我不觉得这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某种程度上，就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去推动改变”。

共同体

过去几年，自然之友在很低调地做一项实验。

 

2013年，自然之友做了近20年的环境教育，仍然是3、4个人的部门每年做几个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张伯驹和同事们发现这种做法已经不合时宜，认为这是“拿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捐赠款，给相当多有支付能力的人做免费教育活动”。

 

当时国内的环境教育市场，在张伯驹看来是需求量大、不乏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但缺乏好的课程、师资和教育基地。张伯驹他们有做一个付费项目的想法。

 

很快，自然之友的第一个公益创业项目——盖娅自然学校成立了，作为一家通过市场方式推动环境教育的专业机构，在第三年就扭亏为盈，此后三年连续略有盈利。现在，盖娅自然学校从成立之初的2、3人扩张到10人，培养了1000多名自然体验师和户外“无痕山林”讲师，开发了十几门课程，还在京郊建了一个教育基地。

 

在张伯驹看来，成立盖娅自然学校是“顺着走”的事。“就像下中国象棋，前面有空白区域，卒子过了河不拱干什么？一群非常有能力的人在你面前，不打开空间支持他们去成就事业，真是瞎了眼。”张伯驹说。

 

张伯驹充分授权给创业团队，“刚开始还是会有过问的冲动，但得忍着。一旦介入太深，那人家还叫‘创业团队”吗？”。一开始，张伯驹就要求盖娅自然学校的人员工资要高于自然之友的，“不然你们就白做了！”

 

更多创业团队从自然之友“独立”出去。2016年底，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共同持股，联合创办了盖娅设计工作室，这家社会企业希冀“用设计视角渲染绿色公民”。除了这两个项目，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还在深圳、台湾各发起一个创业团队。未来，张伯驹还计划将自然之友的一个产品服务性项目团队独立出去。

 

刚开始，张伯驹还有点担心创业团队的生存问题。他曾经给盖娅自然学校拉了一单几百万的公益项目，想着团队肯定觉得“特好”。没想到，一个女同事噘着嘴对张伯驹说，“我们“下海”创业，就是不想再做一辈子这样的项目了。我们就不能好好地做产品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再实现社会影响力？”说得张伯驹无言以对，顿觉自己“天天嘴上说着创新，实际上还没完全从项目思维里走出来”。

 

还有一次，张伯驹为盖娅设计工作室介绍了一个公益创投项目，盖娅设计团队算了算，要拿到十几万的项目款，需要参加十几天的培训营、出席各种活动，觉得时间成本不划算，还不如自己一个景观设计项目给“挣”出来，就拒绝了。这让张伯驹“感觉特别好”：这才是一个创业团队该有的状态。而不是注册了公司，到处参加PPT比赛。

 

在张伯驹的构想中，自然之友和独立出去的创业团队，同属“自然之友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的大方向和使命一致、共享品牌、办公空间，未来还要优化持股结构，“正如一位盖娅自然体验师所说，我们不做也做不了’航母’，我们要做一支’联合舰队’”。

真问题

“伯驹唯一顾虑的是：自己所做之事是否是在面对‘真问题’。”张伯驹的北大附中校友、MyH2O水信息平台创始人任晓媛说。

 

在资方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下，张伯驹坚定地认为推动环境法治是个“真问题”。

2014年、2015年之交，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团队重组。其后，团队不断进击：持续招募优秀律师和专家，和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合作等。2016年，这个团队已经能独立运转。张伯驹也扎进环境法专业里，由于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专门在手机上的“印象笔记”里设置“法律专业术语及概念纠错”文档。

 

四年多来，自然之友的政策倡导有了诸多进展：参与制定和修订近50部环境公共政策，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等；2017年，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委托自然之友参与中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研究和立法建议，并就《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行专题政策研究。

 

相比政策倡导的专业挑战，环境公益诉讼面临更多现实压力。前几年，自然之友刚开始做环境公益诉讼时，被告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诉或找专业律师，而是商量如何“摆平”自然之友。张伯驹没怎么考虑“惊险不惊险”，以“专业沟通”应对，以期能让对方认真准备诉讼。

 

 “确认了真问题后，你可能要用一些看起来更笨的方法作回应。”张伯驹说。

 

 “毕竟在中国，作为一家民间组织的负责人，有时你不得不去回应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压力。在环境领域，当进入回应’真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触及利益，一些深层次利益，尤其是我们选择做环境公益诉讼。”整场采访中，这是张伯驹唯一一次不那么乐观的回答。

“我们把盖娅自然学校等分拆独立发展，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中国只有皆大欢喜的事情，可能未来会没有足够的自然环境可供孩子接受教育、得到成长。我们一方面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同时要让世界不要变得更不好。”张伯驹表示。

 

截至目前，自然之友已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40起，“常州毒地案”、“云南绿孔雀案”等，都是自然之友的“代表作”；同时在各地支持了十余家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些诉讼，不仅撬动了数亿元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资金，还让多个行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得以显性化，并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完善。

 

在张伯驹看来，推动绿色公民行动也是一个“真问题”。“公众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尽快到达环境改善拐点。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抱怨者变成建设者。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去做，看起来一点都不光鲜。”张伯驹说。

 

张伯驹用“韧性”来概括自然之友的行事风格。他小时候喜欢研究植物，对枝条的韧性印象深刻，“你不要小看枝条，平时看起来很柔顺，当你把它弯到极限时，反弹力会很大。就像自然之友，日常行事风格是温和的，但有人突破生态或公共利益的底线时，就会用非常大的力量坚持捍卫底线”。

热爱生命

识别“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热爱生命、对自然负责，张伯驹是这样的环保行动者。

 

2005—2006年，张伯驹读大四，在一家企业实习，“干得很爽”。为了“确认”自己毕业后去企业里还是做公益，那年冬天，张伯驹一个人去了广西崇左，和北大生科院教授、“熊猫爸爸”潘文石的团队在山里协助研究白头叶猴，待了一个月，过年都在山里。“这是我对生命热爱的一种表达、一种确认。”张伯驹说。

 

 “什么叫保护自然、保护环境，首先你要热爱生命，并且愿意为它们的延续做出更多努力，这是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部分。每个人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物，身上一定是有公共性的。”张伯驹说。

 

张伯驹最喜欢的运动是划独木舟、玩滑浪风帆，“在大风浪里，整个海上只有你一个人，你跟风浪在一块，无拘无束、非常自由，生命非常渺小。那种波浪自由向前的力量，给我生命的动力。”

 

采访当天，张伯驹的嗓子沙哑得厉害，此前几天还一度失声。张伯驹说这几年跟以前相比，身体已经没那么透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自我要求，希望大家都能更加可持续地工作”。当他看到创业团队在办公室干活到凌晨后直接在地板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接着干时，他会提醒创业团队，“悠着点，身体第一”。

 

投入生活也是张伯驹热爱生命的一种“表达”。2013年4月12日凌晨，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在读的张伯驹复盘前一天课程后这样写道：“每周四是我最喜欢的一天，因为下午在新亚书院的诗歌课用尽感性，抛弃一些逻辑；诗歌课结束后十五分钟，就跑到联合书院上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理性挂帅，逻辑严谨。这样的一天简直太过瘾啦，那种从极浪漫到极严谨的张力，甚至让我常常兴奋得失眠。”当时他的诗歌课老师是著名诗人北岛。

 

张伯驹说由于自己不太会“表白”，或者“表白”不及时，自然之友错过了一些很有能力和想法的伙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立法方面，自然之友一直在推动社会组织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但未能成功。“这也反映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伯驹说。

 

今年2月，自然之友在云南提起了一项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护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澜沧江珍稀鱼类唯一洄游通道。两个多月后，张伯驹发了两条配有澜沧江风景图的微信朋友圈，一条写道：“山河无言，使命在肩”。另一条则配文：“我们都要做长跑运动员，路远着，一步一步扎实着，继续努力着”。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3MgNrTX4KM6D8CGuIT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