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然教育”在中国迅速发展，各类自然教育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机构的目标、使命不尽相同，却又有共同之处。全国自然教育论坛的《2016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1]认为：“自然教育不是舶来词，它是吸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理念，又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习俗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些从欧美国家传来的理念中，包含了“环境教育、环境解说、自然保育、社区发展、景观规划、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诸多方面”。
在美国的英文语境中，并没有“自然教育”这个词。然而在那些部分构成自然教育这一概念的理念、运动、思想流派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环境教育、环境解说、自然保护等方面。而中国自然教育的概念，与当今美国的环境教育、科学教育、自然游戏及学习、地方本位教育[注1]等领域和思潮又有相当的重叠与平行。要对这些领域的发展脉络一一溯本求源，梳理关联，本文的篇幅与视野力有不逮。然而，简要领略其中的一些片段与案例，或许能对“自然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略窥一二。
[注1]：以所在地的地方历史、文化、景观、经历等为基础所进行的教育活动，涵盖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多个科目。类似于中国的乡土教育。
文章内容
✎“学习自然，而不是书本”
✎“黑色风暴”催生当代美国环境教育
✎不是林间最后的小孩
✎“自然教育”在美国
✎多元化力量推动连结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未来
“学习自然，而不是书本”
美国的环境思想是从19世纪中期萌芽的。1864年，出生于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时任美国驻意大利公使的学者、外交家乔治·珀金斯·马什出版了《人与自然》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人的力量能够塑造自然，因此也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这一概念[2]。马什认为地中海文明瓦解的主因是环境破坏，而相似的情形也正在19世纪的美国上演：随着欧洲移民大范围扩张畜牧业、农业，以及城乡迅速发展带来对木材的巨大需求，新大陆的原生生态系统被破坏。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萌生了以“永续利用”为动因的环境保护思想。
图/网络
19世纪末，教育界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学习运动（nature study movement）初现端倪。著名的哈佛大学博物学家路易士·阿格西提出了“学习自然，而不是书本”的口号，鼓励将博物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3]。他在波士顿地区举办了数百场讲座，还手把手地培训师范生如何用自然物体在中小学进行科学教学。1891年春天，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威尔伯·杰克曼，将头年秋天撰写的小学科学教育小册子总结提炼，出版了《普通学校的自然学习》一书。书中对如何利用每个月的自然现象、物候来教授物理、化学、地理、动物学、植物学等内容给出了详细的指导[4]。杰克曼在书中鼓励老师帮助学生走到自然中去，让学生用第一手观察和体验进行求知与发现，学习自然科学。这种教育理念时至今日还影响着许多教育工作者。
1891年威尔伯·杰克曼《普通学校的自然学习》中的一页(地理)
图/《普通学校的自然学习》
美国的科学教育受自然学习运动影响很大。同时，在自然学习运动出现的时候，也正值美国社会开始忧虑未来、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破坏的阶段。通过自然学习，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身处的自然世界及人与自然的关联，因此这一运动也影响了许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使他们更为支持环境保护运动及相关的立法议案。自然学习推动了在户外学习的科学实践，影响了后来20世纪上半期环境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如阿尔多·利奥波德和雷切尔·卡森[5]。19世纪初自然学习运动与早期环境运动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谓是当代环境教育及其相关理念（包括自然教育）的前身在美国最初的显现[注2]。
[注2]：19世纪末约翰·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及20世纪早期户外教育的兴起对环境教育的兴起亦有推动作用，在此不加详述。
“黑色风暴”催生当代美国环境教育
1934年5月9日，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席卷了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地区。这场沙尘暴从大平原卷起了巨量的表土，翻滚向东，一直刮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撒下了5500吨的尘土。两天以后，沙尘暴又继续向东，侵袭了俄亥俄、纽约州、新英格兰、华盛顿特区等地。这场巨型沙尘暴只是20世纪30年代初“黑色风暴”时期发生的众多沙尘、干旱灾害事件之一。“黑色风暴”共导致了约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当时货币价值估算），这是天灾，也是人祸。大范围的气候趋势变化带来了长期干旱，而过度放牧、开垦也大面积破坏了原本保护地表的原生草原，穷竭了土壤养分。农作物一旦因干旱而枯死，松散干裂的表土即随风而起[6]。
"黑色风暴“席卷下的得克萨斯 图/网络
“黑色风暴”给美国政府和民众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也催生了保护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运动[7-8]。联邦、州、地方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开始将保护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意在唤醒美国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让他们了解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1935年，全国教育协会开始牵头在全美中小学推行保护教育。威斯康辛州更是第一个为此而立法，要求教师具备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意识和知识[7]。这场保护教育运动就是美国当代环境教育的前身。
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环境运动及环境教育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原生生态环境的不断减少，都是重要的助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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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直接推动了1964年《荒野法》的通过，联邦政府开始对永久命名为荒野的公共土地以国家公园、国家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等形式进行保护[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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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旨在“促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努力防止或减少对环境及生物圈的危害，增进人的健康与福利；增进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国家重要性的了解；以及建立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同年，《环境教育》期刊创刊，密西根大学的威廉·斯塔普教授在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了“环境教育”这一概念，率先尝试对环境教育的目标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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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国会又通过了《国家环境教育法案》，标志着在国家层面上认可、推广环境教育。这一年的4月22日，全美两千万人走上街头，庆祝第一个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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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游行 图/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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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国家环境教育联合会（后改名北美环境教育联合会）成立[7-8]。在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里程碑之后，迎来了环境教育引起全球关注的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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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将环境教育认定为在全球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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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宪章》 图/网络 |
197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尔格雷德会议发表了《贝尔格雷德宪章》，勾勒了环境教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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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通过《第比利斯宣言》进一步定义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原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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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比利斯宣言》 图/网络 |
这些全球层面的讨论和行动所达成的共识，也为当代美国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环境教育已不再是当初单一的概念。它不断生长，伸出的触角与其它领域、文化进行融合、演变，播出的种子又长成了很多大树。可持续发展教育、社区发展教育、地方本位教育、公民科学……甚至“自然教育”的概念，也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棵大树。
不是林间最后的小孩
传统环境教育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对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的思考。而反过来看，自然对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研究人员对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做了深入的观察，愈加认识到，接触自然环境对人类个体的健康、福祉有很多好处。2006年，由理查德·洛夫撰写的《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出版后，更是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洛夫提出的“自然缺失症”一词，表达了对被电子产品包围的当代儿童与大自然关系断裂，以及随之出现的身心健康问题的担忧[10]。
然而孩子们越来越宅的趋势，并没有就此改变。普通的美国儿童每周户外活动的时间少于30分钟，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11-12]。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些教育机构、学校、老师、家长开始加入到提倡推广“自然游戏与学习”（nature-based play and learning）的潮流中来，致力于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在自然环境中玩耍、学习。
让孩子们去外面玩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及电视、网络普及以前，孩子们经常都是在外面玩的。美国19世纪末期，随着大城市的人口愈发密集，孩子们开始渐渐失去在户外玩耍的空间。1885年，波兰裔的女医生玛丽·E·扎卡兹乌斯卡到柏林探访友人时，发现那里贫民区的孩子们在木板砌的大沙盘里玩耍。她回到波士顿后，促成了麻省妇女急救卫生联合会，在帕尔门特尔街的礼堂门口也建了一个类似的沙坑游戏区[13]。扎卡兹乌斯卡医生认为，给居所环境逼仄、肮脏的孩子们在户外提供这样的游戏场所，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14]。
这个沙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用的公共儿童游乐设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用自然材料为儿童创造公共游戏场所，是非常超前的理念。后来类似的游乐设施遍布全美的学校、社区，然而经过一百年的变迁，却变得越来越单一，使用的材料也越来越工业化。
1899年华盛顿特区参加野外活动的儿童 图/任晴
如今这一股新的潮流，让孩子们到户外去玩耍和学习，为孩子们提供天然材料作为游戏、娱乐设施，似乎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公共户外游戏区的兴起、“自然学习运动”、以及户外教育初现的回潮。然而它也包含了新的意义和诉求。通过研究，如今我们知道，自然环境和自然材料为孩子们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有助于他们提高创造力、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行为自控能力、情绪抗性等，因此自然环境在许多情况下都优于人工环境[15-21]。在户外学习也不再仅限于自然科学，还可以与其它的学科（语文、数学、艺术等）广泛结合[22]。越来越多的机构、学校、老师、家长开始认可、实践自然游戏与学习，在理念和方法上，与国内的自然教育有很多共通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类的项目和教学实践，一般都不以环境问题作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然而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有更多机会接触自然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更热爱自然，更有可能致力于环境方面的工作[23-25]。
“自然教育”在美国
尽管美国没有“自然教育”这个定义，但是在广义环境教育领域内的一些思潮，尤其是前文提到的自然游戏与学习、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都与中国的自然教育有许多本质上的共通性。近年来，许多机构和个人开展了大量的实践。
森林学校或幼儿园、以自然户外活动为主题的学校、营期在全美各地都有开展。例如佛蒙特州的瑞特艾博森林学校（ReTribe Forest School），授课对象面向6-14岁的孩子，在野外开展教学、游戏。参与的孩子每周有一天不去上学，而是到森林学校度过这一天（早九点到下午三点，与上学时间相似）。在这里，孩子们学习自然、博物知识，野外生存技巧，音乐、手工、戏剧等艺术，在山野间尽情游戏。他们也学习如何与别人合作，建立社区关系，开展关爱自身、热爱自然、社会公平、可持续性等话题的讨论。同时，这所森林学校也为不能全天参与的孩子提供下午三点半到五点的课外活动项目。这样的森林学校，尤其是森林幼儿园近两年数量剧增。根据北美环境教育联合会的调查，截止到2017年，全美已有约250家森林幼儿园、托儿所[26]。与此同时，有很多普通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也开始希望能有固定的时间带学生到户外去玩和上课。一些环境教育机构也针对这一需求，为有需要的老师提供相关的职业发展培训与支持。
图/ReTribe网站
除此之外，自然游乐设施也开始引起关注。近几年，许多动物园、公园、自然中心都开辟了自然游乐场，并开展相关的活动。走进休斯顿动物园的自然游乐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自然游乐设施：岩壁、沙坑、竹亭、泥水池，种植着本地植物的触摸花园……动物园的教育人员还不定期地在这里开展面向会员家庭的亲子活动。在动物园水族馆联合会的资助下，北卡罗莱纳水族馆2018年夏天也建成开放了自然游戏区，其中几棵遮天蔽日的橡树给孩子们提供了天然的攀爬架。孩子们甚至不需要买水族馆的门票就可以进入游戏区玩耍。水族馆也会定期组织亲子活动，让大人也参与进来。
休斯顿动物园的自然游戏区 图/Jill Jarvis
美国的环境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公共、非盈利的领域开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限于公共领域。营利性教育机构也开始慢慢涌现。有一些小规模的早教项目，以商业模式运营，在本地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教育产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像Tinkergarten这样全国性的公司，在各地发展课程导师，组成网络，为他们提供支持，在导师所在地选取合适地点，提供以自然为基础的早期教育产品。另外，随着对自然游乐设施、自然类课程需求的增多，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商业机构也应运而生。
以上的几个例子，并不意味“自然教育”在美国仅限于这些形式。实际上与之类似的实践项目极为多元，目标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比如，童军营、冬夏令营也许更侧重户外教育元素；“从农场到学校”项目、教育农场、社区农业机构则以农作物、食品教育、本地耕作作为教育切入点；而宗教机构则会以精神信仰做为主要课题。然而这些项目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向内的、个体的生命力，凝聚成社区的、整体的生命力。
一百年前，自然学习运动的先驱者安娜·博茨福德·科姆斯托克在她的《自然学习手册》一书中这样写道：“自然学习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到如此多精彩的、真实的故事……使他能去伪存真，并有能力进行表达……自然学习给孩子们实际、有用的知识。使他认识到自然的能量，因此在不幸与灾难发生时不至恐慌。”[27] 置身今日的新潮流中，回顾科姆斯托克的所思所书，似乎正是对这场对人与自然关系觉醒的极佳注解。
多元化力量推动连结人与自然
在这一波反思、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潮流背后，有着多元化的推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教育工作者。这些个体实践者是这项事业的主角，他们践行自己的使命，为孩子、家庭、社区创造接触自然、了解自然的机会。正是有了这些个体的信念和行动，这个领域在美国才得以自下而上地建立、发展。
图/网络
社会机构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启动的“没有孩子留在屋内”（No Child Left Inside）运动，就是数十家社会机构联手背书的产物，得到了超过两千个社会及商业团体的支持。这一运动寻求通过立法方式，对2002年通过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进行修订,以期将环境教育列入学校毕业要求，在正式教育中广泛推进环境教育。这项运动提出的法案在2008年得到了美国众议院的通过，然而至今还没有成功提到参议院议程上，因此仍在努力当中。如果这一法案通过，已经制定了“环境素养计划”的州就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相关资助，因此自法案提交以来，截止到2016年，全美已经有13个州制定并开始执行自己的环境素养计划，还有16个州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还没有完全开展执行，另外还有18个州在制定计划的草案过程当中。因此，虽然这项法案尚未通过，但已经对州一级的政策层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推动这一潮流的社会机构中，网络型组织在协调、支持、信息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美环境教育联合会（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为推广幼儿环境教育成立了“自然起始同盟”（Natural Start Alliance）。2006年由理查德·洛夫牵头成立的孩子与自然网络（Children and Nature Network）也在重建儿童与自然关系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各地区性的环境教育、自然学习联盟，也会以年会、简报等形式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分享信息。全国性的大型机构也积极行动，如国家野生动物同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开展了低龄儿童户外教育、自然游乐场等项目，为地方非营利性机构提供资助和设计支持。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等行业联合会也为会员机构提供了相关的支持与资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等院校（包括社区学院）在推广环境教育（自然教育）的工作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培养，高校也是教育实践者重要的合作伙伴。有不少高校都和本地社会机构合作，利用自身优势，师生共同参与，通过教研活动帮助教育实践者开发课程、评估效果、开展研究等。很多高校老师也积极参与社会机构的理事会，帮他们寻找资源、交流信息。对于教育实践者来说，高校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合作伙伴。一些高校本身也开展面向本地儿童和家庭的环境教育、自然游戏学习实践，作为自身教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或是在高等教育中以环境教育、博物学教育、地方本位教育等方法作为切入点，进行积极创新。
人与自然的未来
任何社会群体行动都有起起落落。在如今美国政治动荡、两极分化的背景下，环境运动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从世纪之交就开始遭到反噬。现状可能会令人担忧，但希望重塑健康的人与自然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实践者们也一直在不断努力。人类社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相似的、超越党派之争的，比如民生、农业、教育公平、儿童与成人的身心健康与福祉等等。寻求共同点，以期在环境觉醒的路上求同存异、携手前行，是对未来的愿景。
图/网络
从实践角度来看，环境教育及其相关领域在美国的发展一贯都极为多元化，未来也更将如此。由于机构、个体实践者的目标、定位、教育方法、受众都会有所不同，再加上与本地资源紧密结合，呈现形式就更为多样。虽然核心内涵共通、根植传统，然而实践方法却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包含多种多样的生物，同样的，对于一个健康发展的领域，形式思想也应当是多元而丰富的。
与19世纪的自然学习运动相比，美国当代的环境教育、“自然教育”有了更为丰富的科研成果作为依据。今后的实践也将更为重视、关注学术研究。通过大量的研究，实践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活动对地球自然环境的改变和影响，更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人对维护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及对后代负有的责任。同时，人们也更加明白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远超出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健康的自然环境对人类个体、社会的健康与幸福也有深远的影响。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让教育实践者更好地了解受众的生理规律、心理活动，以便制定更为有效的工作策略，也让他们有机会纵观社会活动的规律，明晰自身的定位。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12年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充满变数、同时 面临新旧两种可持续发展挑战的世界里，可持续发展教育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28]这一趋势也适用于所有与环境教育相关的领域。对教育实践进行有逻辑性的规划，并对过程、成效进行评估，利用评估结果对实践策略进行调整、改进。只有具备这样的适应性，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尽管受到人力、财力的限制，但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环境教育机构开始重视规划与评估，将其纳入机构文化，积极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
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潮流方兴未艾。然而审视现状，美国环境教育、“自然教育”领域中的种族公平、教育公平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博物学、自然学习、环境运动等传统都是从欧洲社会或是欧洲白人移民群体中兴起的。时至今日，少数族裔、北美原住民社区的参与度都还远远低于白人群体，这些社区对自然的态度、文化的表达也常常被边缘化。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得到环境教育、“自然教育”从业者的重视，从而更加关注文化多样性和教育过程中的开放性、包容性。在美国多种族移民社会的背景下，这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了构建更为和谐的人类社区。更多群体的声音、态度得到表达，所有种族的孩子、成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健康的自然环境和教育机会，更多社区和个体都能意识到自己对他人、后代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这样的未来，是许多教育实践者的梦想，也是值得期待的人与自然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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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晴
佛蒙特大学自然资源方向博士生，同时在教育评估机构PEER Associates担任研究员，开展环境教育项目的评估与研究。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自然教育论坛”
